《金沙遗址——祭祀区发掘报告》出版距今3500年就有滨河祭祀行为

四川在线记者 吴晓玲

22年前成都金沙遗址的意外发现，成为21世纪初中国最重要的考古成果。 精致浪漫的太阳鸟金箔已成为中华文化遗产的象征。 今年5月，超过300万字的《金沙遗址——祭祀区发掘报告》由文物出版社正式出版，引起学术界关注。 这套五卷本《中国考古》第001期A部，用丰富细致的材料证明了成都金沙遗址有着绵延1000年的祭祀文化。 范式和动态等提供了丰富的材料。

值得一提的是，报告首次建立了祭祀区完整的年代框架和分期体系。 祭祀始于3500年前的金沙遗址的认识，使成都于公元前316年建城的历史记录提前出现。 千年。

金沙遗址考古发掘现场

祭祀什么时候开始？

河边的祭祀活动始于 3500 年前

2001年，成都金沙遗址在房地产开发中再现。 大量出土的金、玉、象牙、青铜等文物，以及随后对遗址面积近5平方公里的勘察，证明这里是继三星堆之后的又一个古蜀时期的城市中心。

金沙遗址的先民何时开始在这里繁衍生息？

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周志清是《金沙遗址——祭祀区发掘报告》的第一作者。 他说，根据考古资料，距今约4000年前，金沙遗址就有人类活动。 考古人员在这里发现了房屋遗址、灰坑、墓葬、生活遗迹等，点状分布在成都莫堤河的南北两侧。 距今约3500年前，金沙先民就开始进行祭祀活动。 这种行为一直持续到大约2500年前，持续了一千年。

金沙遗址祭祀区南北长125米，东西长90米。 它是一个西北向东南延伸的大致长方形的土台。 地球平台最深处深达4米。 考古发现，这个土台是人们长期有意识地利用古代河道改道形成的低洼斜坡而形成的。

2001年2月，成都西郊金沙村树风花园街建设过程中，在梅园东北角挖下水沟时，发现了大量玉器、青铜器、象牙等物品。 由于文物具有较强的祭祀性，学术界已确认这里是一个专门的大型祭祀区。

令人惊奇的是，这种祭祀活动早在3500年前就已经出现了。

渝北

“一开始，他们（金沙先民）主要是向河流沿岸的湖泊、沼泽中投掷物品，这种祭祀方式被称为‘浮沉’，最晚在3500年前就出现了。” 周志清说，在这种河边祭祀时，金沙先民们向心中的神明奉献了象牙、漆木工具、石器等。 这些已有3500年历史的黑底红彩漆器，是成都漆器发展最早可追溯的证据，展现了成都漆器深厚的历史底蕴。

距今约3300年至2900年，即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金沙遗址的祭祀文化最为发达。 考古学家发现，这一阶段除了“浮沉”祭祀外，还盛行埋葬、焚烧的方式。 祭祀物品有石器、玉器、象牙、金器、青铜器等。

大约公元前2800年至2500年，即西周晚期至春秋时期，大量的动物牙齿、骨头和陶器碎片是这一时期遗存最典型的堆积和组合形式。 在该网站中只发现了相对较少的内容。 玉、石、铜、金。 这说明，随着衰落，祭祀中心虽然仍在使用，但祭祀器物的规模已远不如以前。

到了春秋晚期，这一阶段的遗迹已呈现出明显的衰落迹象。 没有祭祀遗骸，典型的祭祀遗物几乎难以辨认。 此时，古河道遗迹中虽然仍能发现一些祭祀遗迹，但根本没有祭祀遗迹，而且古河道对祭祀区域造成了大面积的侵蚀。 此外，古河道内未发现战国早期、汉代遗物，说明金沙遗址祭祀区很可能在春秋末期已被彻底废弃。

周志清说，金沙遗址祭祀区的一个重要特点是1000年来没有移位，显示了祭祀中心的超稳定性，奠定了金沙遗址作为古蜀时期城市遗址的历史。 。 基点。 从考古角度看，金沙遗址具有稳定的祭祀中心、宏大的建筑群、复杂的功能分区和社会结构，具有中心城市的诸多要素。

太阳鸟金箔

当3500年前的金沙遗址出现第一缕祭火时，就标志着成都城市文明的出现。 “金沙遗址应该是成都城市文明的根源。成都城市建设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商代初期。”

继承还是并行？

金沙和三星堆可能是古蜀的孪生中心

长期以来，学术界有一个主流观点：三星堆祭祀坑是三星堆文明衰落的象征。 金沙遗址与三星堆遗址有着同样发达的祭祀传统和类似的祭祀遗物。 很有可能是三星堆文明衰落后，城市中心迁至金沙。

三星堆祭祀坑的年代资料表明，其年代大致为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 如果金沙在3500年前的商代初期就已经开始持续的祭祀活动，那么它与三星堆是否还有传承关系呢？ “我个人认为，从现有资料来看，金沙遗址和三星堆遗址代表着商代晚期到西周早期两个平行而又不同的区域中心。”周志清说。

2001年至2019年，考古工作者对金沙遗址进行了多次考古发掘。 他们发现，在占地近5平方公里的遗址内发现了一座规模宏大、层次较高的祭祀中心。 他们还在遗址北部发现了一些大型建筑，疑似宫殿区。 此外，还发现墓葬3000多座、灰坑8000多个、陶窑200座、建筑遗存100多处。 出土金器、青铜器、玉器、石器、漆木器9000余件，象牙数百件，木器数十件。 陶器数千件。

“可以说，除了没有发现城墙外，金沙遗址的聚落结构与三星堆没有太大区别，应该和三星堆一样，位于岷江流域的两个城市中心和沱江流域。” 对于没有发现城墙的金沙遗址，周志清认为，这可能代表了古蜀城市不同的发展模式。

商周时期甚至更早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包括浙江良渚古城、陕西石峁、成都宝墩遗址，都存在高耸的城墙，三星堆遗址也有这种做法。 然而，到了商代，商王迁都安阳殷墟时，并没有修建城墙。 “因为当时商朝非常强大，方国的其他诸侯没有实力与之抗衡，也没有必要建造巨大的城墙来保护都城。在河南二里头遗址被认为是夏都，至今尚未发现城墙。”

青铜人面形器

周志清说，目前的考古资料显示，在三星堆祭祀坑埋藏时期，金沙遗址已进入最发育时期。 是闽江流域的中心城市，也是十二桥文化传播最广泛的时期。 其势力范围北起陕西南部的汉中盆地，北至重庆以东、湖北西部，夔门、巫山之间，东南至乌江流域，西南至大渡河和青衣江流域，当周围的聚落有镇守金沙的时候，它与成都长江山土台、十二桥遗址一起，形成了一个更大的城市结构，自然不需要修建城墙来保护自己。结构将极大改变古蜀文明目前的发展模式，对城市形态认识单一的局面。

此时的金沙和三星堆一样，还是一个政教合一的国家。 与中原地区祭祀祖先、人、鬼同时作为祭祀对象不同，金沙祭祀区已成为祭祀自然神的圣地。 无论是即将飞翔的太阳鸟金箔，还是祭祀天地的玉碧、玉琮，都是金沙先民自然崇拜的佐证。

“金沙遗址祭祀区之所以延续了数千年，是因为当时的人们对自然和人类自身缺乏了解，他们相信万物有灵，出于依赖或恐惧，发展出了原始的、自发的宗教信仰。” 周志清说，特别是全新世时期，世界进入了灾难性气候时期。 根据目前的科学资料，古蜀地区的环境也不例外，其特点是连年干旱、突发洪涝的恶劣气候。 “不断变化的环境和人类认识的局限性，导致了古蜀人对自然的疯狂崇拜，以及浮沉、土葬、火祭、血祭等复杂的祭祀方式。”吴进说。拥有与神灵沟通的能力，拥有在当时的神权体制下，他们就相当于统治阶级。”

龙形按钮

神权政治为何衰落？

可能是天灾人祸导致王朝更迭

神权体制下的三星堆和金沙最终没能得到神灵的持续祝福。

考古资料显示，三星堆遗址因鸭河、马母河的洪水而遭到严重破坏。 金沙遗址的考古还表明，春秋中期以来，古河道曾遭受大范围的南流侵蚀，导致洪水淹没祭祀区。 之前的莫迪河改道为祭祀区的形成创造了自然条件，但随后的改道也很可能是导致其最终衰落的外部因素之一。

周志清说，金沙遗址目前发现了数百条人工开挖的沟渠，这表明聚落内部存在着复杂的排水系统。 一方面，这些沟渠在聚落区划中发挥了作用，但其主要功能可能仍然是排水。

放眼成都平原，很多汉代以前二次堆积中混杂的陶器碎片都有明显的侵蚀痕迹，表明它们处于洪水冲击后的状态。 其中，在市区十二桥遗址，考古人员还发现商代建筑构件自西北向东南倒塌，部分大型原木构件也出现明显位移，推测与洪水侵袭有关。

金沙最终在大约2500年前衰落。 除了恶劣的自然环境之外，更重要的可能是神权体系中的祭祀行为消耗了大量的资源，使社会空心化，最终导致统治民族被另一个群体推翻。

历史的真相就在考古学家发现的无数线索中留下。

青铜立像

周志清说，在商周金沙遗址中，发现了大量玉匠墓葬，出土有玉条、陶器等随葬品。 这群玉器工匠可能是服务于神权制度的群体，是当时的技术精英。 然而，从春秋初期开始，祭祀活动虽然仍在进行，但以玉器、黄金等珍贵资源为主的祭祀器物数量明显减少。 此后，只剩下少量的玉器和石器，直至最终消失，这意味着其所依据的神权制度的衰落。

“消耗巨大资源和精力维持的祭祀活动和礼仪物品的生产，是神权社会赖以生存的机制。但是，当整个社会透支能量、耗尽资源来维持神权制度时，就不再能在物质上维持神权权威了。”当象征着地位和权力基础的时候，再加上大规模洪水引发的内忧外患，这个社会的解体是不可避免的。金沙古蜀人对资源的过度消耗和神权制度的衰落的反映。” 周志清说道。

那么，哪一组将取代他们呢？ 答案可能是金沙遗址发现的船棺的主人。

金色面具

2000年，成都商业街船棺葬遗址的发现被评为当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 这些船棺的主人被认为极有可能是古蜀时期开明王朝的家族墓地，甚至是蜀王的陵墓。

周志清介绍，在金沙遗址后续的考古工作中，发现了大量的船棺葬，商周时期金沙遗址就已经出现了。 当时这些墓葬中普遍随葬磨石。 “他们可能与春秋时期的职业军人一致，他们是维持当时金沙神权社会的军事力量，但他们还不属于神权社会的统治阶级。”

然而，随着神权制度的衰落和以船棺葬为代表的新势力的崛起，古蜀政权最终改朝换代。

这种政权更迭也反映在古代文献中。 周志清说，古蜀开明王朝大约在公元前6世纪开始取代杜预。 以船棺葬为代表的古蜀新兴统治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统治的合法性，强调出身或身份优先，必然会抛弃旧的文化传统。或受楚文化的影响，以及阶级替代的变化等影响，磨石陪葬的习俗也被废弃了。”

周志清说：“商业街发现大型船棺葬墓地，表明战国时期的船棺葬群已成为古蜀国的统治阶级，古蜀社会已经完成从神权社会到国家的转变。” 最终，在经历了天灾、人祸、内忧外患的夹击下，繁盛了数千年的金沙古蜀中心退出了历史舞台。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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